历史上,汕头是海上丝绸之路(简称“海丝”)的重要节点,在中外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为中外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,从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、富有特色的“海丝”文化圈,造就了丰富灿烂的汕头“海丝”文化。
本文试就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主要构成及其特质作粗浅的探析,诚就教于专家同仁。
一、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主要构成
汕头“海丝”文化发育早,发展相对充分,成果累累。“南澳Ⅰ号”、红头船、樟林港、汕头埠等,都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主要代表。综观汕头“海丝”文化,其构成主要包括商贸文化、海洋文化、港口文化、华侨文化等多方面。
(一)商贸文化
商贸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商业贸易活动中创造的,反映商业贸易背景、环境、过程、心理和结果,体现商品贸易精神的一种文化。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就是通商贸易,商贸文化是中国“海丝”文化的主要构成,当然也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主要构成。
“南澳Ⅰ号”是一艘明朝万历年间向外运送瓷器过程中失事,沉没于汕头市南澳县云澳三点金附近海域的商船,最初发现于2007年5月。从2010年至2012年,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广东省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对“南澳Ⅰ号”沉船进行了三次发掘,共出水各类文物近3万件。这些出水文物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,展示了以海通商贸易的浓厚商贸文化,是汕头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,成为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一大构成要素。如今的“南澳Ⅰ号”又肩负重任,成为汕头“海丝申遗”的文物史迹。
红头船文化也是一种分量厚重的商贸文化标志。红头船是指清代潮汕与南洋(东南亚一带)航运远洋船队所用帆船,这些船因船头油刷朱红色而得名。船头油刷红色有趋吉避凶,顺风平安的意义。史载,“广东省潮州府领口字双桅一百四十五号蔡万利商船。”可以推知当时在潮州府注册的双桅商船,至少有145艘之多。
红头船始于雍正元年(1723年),澄海樟林是红头船的故乡。红头船最初从泰国运米,是为了解决粤闽两省的米荒。从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起,清朝改弦更张,鼓励暹罗向中国出口米谷,要求官运30万大米到中国,并给予免税的优待。暹罗成为粤东及闽西南严重缺粮区的主要供应地,红头船商人成为中暹米谷贸易的主角。红头船商贸活动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红头船商人集团,形成潮州—台厦—苏州(天津)—海南—东南亚的贸易圈,亦即红头船商业贸易圈。红头船商人创造了充满商贸意义的红头船文化,红头船文化加重了汕头“海丝”文化。
除此之外,凤岭古港以及近代兴起的汕头港等港口、以汕头小公园为中心的百载商埠等等,无不充满商贸文化,都属于汕头“海丝”文化。
(二)海洋文化
海洋文化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,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、开发利用与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、行为的、社会的和物质的一种文化。海洋文化的本质,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。海上丝绸之路以海洋为背景,以大海为舞台,以航海为途径,持久地进行商品贸易,开展文化交流。离开了海洋,就无所谓海上丝绸之路,正因为如此,才与陆上丝绸之路区别开来。海洋文化是中国“海丝”文化的主要构成之一。汕头“海丝”文化必定包括海洋文化。
汕头地处南中国海,有漫长的海岸线,有众多的岛屿与优良的港口,又濒临西太平洋国际黄金航道,史称“粤东门之户,华南之要冲”,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,自古以来,汕头人就与潮起潮落的海水一样,永不停息地冲向大海,向大海索取生活资料,与大海结下不解情缘,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距今8000多年前的南澳象山文化,展现了汕头海洋文化发育之早;郑和七下西洋,“五经南澳”,留下不少历史遗迹;林道乾、吴平等海盗、海商,勇闯大海,演绎一段段悲壮的历史;“南澳Ⅰ号”的勇士们,冲破海禁,扬航通商,体现着汕头先民战天斗海,敢冒勇闯的海洋文化精神。“南澳Ⅰ号”古沉船长27米,宽7.8米,共有25个舱位,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明代沉船里舱位最多的。“一艘古沉船堪比一个博物馆”。“南澳I号”沉船反映了明代造船技术、航海技术。“南澳I号”与红头船表明,汕头人早就有强烈的海洋意识。遍布各地的妈祖庙、天后宫,尤其是闻名遐迩的汕头老妈宫、妈屿岛;风情万种的渔民生产生活习俗、达濠渔歌、气象谚语、讨海禁忌;敢生死,欲拼才会赢的讨海人性格……无不显示汕头先天富足后天营养得调、富有鲜明地方特色、具有丰富海洋元素的海洋文化。海洋文化无疑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重要构成之一。
(三)港口文化
港口文化是因港口而形成的反映港口建设,体现港口管理制度,凝聚港口人精神意识的一种文化。海上丝绸之路离不开港口,因港口而兴丝绸贸易,而实现文化交流;丝绸贸易与文化交流造就了港口,推动了港口的发展与兴盛。
地处南海之滨的汕头,有樟林、南澳、海门等良港。这些港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。
宋代的南澳就是“番舶”出入之地,“为诸夷贡道所必经”。明清时期的南澳,不仅是沿海南北走私贸易的集散地,也是东西二洋国际走私贸易的中转站。在中外海盗、海商的经营下,南澳由季节性的贸易港发展为永久性的商港。
位于澄海韩江干流东溪江海交汇处的凤岭古港,唐宋时期十分隆盛。当时潮州盛产的瓷器,由小船沿韩江运到凤岭港,再装上大船,远海航行,运往海内外各地。1950年,在古港东南面管陇村打索铺发现了规模庞大的缆绳工场,遗址达五六千平方米,出土大量巨缆。从1946年起,该村多次发现大船桅。1958—1960年,古港边沿陆续发现大批宋代瓷片及船板。这些历史文物,记载着凤岭古港辉煌的商贸历史与文化交流历史。
清康熙二十三年撤销海禁后,位于澄海东北部的樟林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日趋兴旺,成为汕头开埠之前粤东一个重要的海运港口,繁荣达200年之久。该港航线北通福建、台湾等地,南达广州、雷州及安南、暹罗、马来西亚诸地,史称“粤东通洋总汇”,既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,又是中西方贸易和转运枢纽。在乾隆、嘉庆年间进入全盛期的樟林港,关税占了全广东的1/5。光绪元年,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已赫然标上“樟林”的名字,发来中国的英国货物,只要写上“中国樟林”,就能够收到。如今,已有200岁高龄的樟林新兴街依然保存完整,安平栈、天后宫、永定楼、藏资楼等遗址和碑记石刻,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。
汕头港虽然到1860年开埠才出名,但早在开埠前就已经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开埠后的汕头港突飞猛进,一跃成为“商船总泊之要汇”,形成汕—香—暹—叻国际贸易圈。清宣统三年(1911年),汕头港出入的汽船共2618艘,总吨位达3300586吨,成为当时南中国海重要的商港。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,汕头“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”。今遗存的厦岭妈宫、升平路头老妈宫、妈屿潮海关、海滨路汕头海关遗址等老建筑,无不见证了汕头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作用。
此外,南澳港、潮阳海门港等,都是历史上汕头的重要港口,都为海上丝绸之路作出过重大贡献。凤岭古港、樟林港、南澳港、海门港、汕头港等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据重要地位的港口,在长期的海内外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中,形成了丰富的港口文化,并且与海洋文化等相辅相成,汇成汕头“海丝”文化。港口文化无疑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又一重要构成。
(四)华侨文化
华侨文化是由于华侨出国,侨居异地,将中国文化与侨居国文化交流、结合的产物,是海外华侨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逐渐形成的独特文化,是海外华侨思维方式、价值取向、理想人格、伦理观念、审美情趣等精神因素以及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。华侨文化一部分在内地,另一部分在海外,具有跨地域性质,其文化特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。
历史上,因人多地少,生活所迫,从南宋开始,一批又一批的汕头人,沿着海上丝绸之路,大胆向海外移民,拓展生存空间。特别是从明朝开始,在海商的引领下,一批批汕头人“荡到无,过暹罗”,乘坐着红头船,踏海而去,在异国他乡,披荆斩棘,艰苦创业。几百年过去了,汕头人遍布世界各地。目前,汕头在海外的华侨、华人和港澳台同胞300多万人,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,故有“海外一个汕头,海内一个汕头,本土一个汕头”之说。
海外汕头人在艰难的生产生活实践中,在长期与侨居国居民的交往、交流中,吸纳、融合侨居国文化,并以人员的往来流动为主要方式,有效地反哺家乡,濡染故土,创造了丰富的华侨文化,包括海外与本土两大部分。获评“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“南澳I号”、被誉为“岭南第一侨宅”的澄海陈慈黉故居、樟林新兴街、侨批、汕头小公园骑楼、汕头话中的借词、郑信王传说、三保公信仰以及祖根意识等等,都是因海上丝绸之路而产生的众所周知的汕头华侨文化。汕头华侨文化凝聚着“热爱祖国、情系故里、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、勇于开拓,笃诚守信”精神,具有开放性、兼容性、主体性、务实性、灵活性、差异性等文化特色。汕头因海上丝绸之路而兴侨,汕头因侨而兴市,因侨而设立特区,因侨而设立试验区,华侨文化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二、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特质
文化特质就是组成文化的能够发挥一定功能的文化元素,是一种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他文化的内在规定性。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缘起、发展于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,记录了汕头先民战天斗海、开疆拓洋的艰辛历程,凝聚“自强不息、海纳百川”的汕头人精神,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。
(一)开放性
开放是文化的一大特质。相比较而言,大陆文化封闭而海洋文化较为开放;农业文化封闭而工商业文化较为开放。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海上商业贸易之路,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,是积极主动走出去、引进来的开放之路。
15世纪开始的新航路开辟,欧洲人开启了一个开拓世界市场的大浪潮,强有力地推动着世界从古代封闭社会转变为近代开放社会,古老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浪潮。明清两朝初期,尽管统治者都实行海禁政策,但开放的世界浪潮难以逆抗,因而随后都及时调整政策,开海禁,通商贸,尽管很不情愿,无可奈何。
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汕头,在通往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非洲的海洋航线上,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。通商行文的汕头人,把丰富的瓷器、茶叶等物产和风情万种的文化推销出去,把异邦物产和异国文化带了进来。从交流的主体看,走出去的汕头人,面对浩瀚大海,随风浪无涯地漂泊,本身就需要广阔的胸襟,加之他们为了海上交通活动的需要,为了适应各种环境的需要,经常要在异国他乡生活几个月,甚至数年之久,他们的文化接触面比较广。在海上奔波的汕头人,能够亲身接触形形色色的异质文化。这种生活经历使他们产生了广采博纳的动机,使他们对海上交通活动中耳濡目染的事实直接进行辨析加工,直接接受相关的文化信息,进而融入本族群的文化,从而加重加厚了以商贸文化、海洋文化、港口文化、华侨文化为主体的汕头“海丝”文化。同时,不少外国商人、传教士、文化使者纷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东来,踏上汕头,把他们独具特色的异域文化,包括语言文字、服饰礼仪、饮食习惯、建筑风格、宗教信仰等带到汕头。在长期的接触与磨合过程,形成了汕头人积极主动接受异域文化的开放襟怀和风格。
“南澳I号”是一艘满载外运瓷器的明朝万历商船。当年这艘商船沿着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,顺着世界开放之浪潮,带着冲动,冒着风险,撞击海禁之坚门,不幸遇难,触礁沉没。“南澳I号”是悲哀的,也是壮烈的,但又是勇敢的。它破禁求放,显示着对开放的强烈追求,对交流的积极参与,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开放特质的代表。
汕头的商贸文化、红头船文化、港口文化、瓷器文化、侨批文化等,都与大海结缘,都非常活跃,十分奔放,无不鲜活地体现着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开放特质。
(二)兼容性
不相容或相异的文化在经过抗拒与冲突之后,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时空,通过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、互补和共生,从而构成文化内部的结构张力,这就是文化的兼容,也称文化整合。兼容性是文化的又一大特质。文化的兼容实质上是异质文化重新组合的过程,不同文化的兼容性会因类型、构成、形式的差异而存在一定的差异。传统的农耕文化兼容性就相对弱些,而封闭性、排他性相对强些。
以商贸文化、海洋文化、港口文化、华侨文化等为主体的汕头“海丝”文化,实质上就是汕头传统的本土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相容、整合、融会贯通而形成的。唐朝之后,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清时期,一直到近代汕头开埠,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,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商人、使节、僧侣,沿着海路东来,带来了语言文字、图书文物、服饰礼仪、宗教信仰等文化载体与文化信息,在潮汕大地安营扎寨,广为传播,更是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,开花结果,“生儿育女”。
始建于1910年的澄海陈慈黉故居,占地25400平方米,建筑面积16500平方米,主要由“郎中第”、“寿康第”、“慈居室”和“三庐”书斋4座宅第组成,共有大小厅房506间,是新中国成立前潮汕地区稀见的华侨住宅建筑群,堪称“岭南第一侨宅”。
陈慈黉故居的装饰,无论是圆体的支柱,还是附着墙上的支柱,都采用西式花柱头;圆形和拱形的西式窗与方形的中国式门窗相得益彰;饰纹有的是采用潮汕式的、以贝灰为材料的灰塑,有的是以西方石膏为材料的塑造手法;装饰花纹既有潮式的花鸟图案与寓意,又有西式的几何图形与意念,在某些通廊石柱梁上的花纹中,干脆刻上英文字母“ABC”,这是最明显的中西渗透的直接表现。陈慈黉故居既有潮汕民宅的古朴民风和中国皇室的富丽堂皇,又有西方建筑的古典崇高,中西合璧,洋为中用,蔚为壮观,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标志,也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兼容性特质的代表。
南澳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,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,实现的文化交流与兼容也是非常可观的。南澳岛上的街头巷尾、鱼市、商店,仍通行与国际接轨的“公斤制”,并自古至今顽强地坚持着,这与南澳在古代潮州沿海对外贸易中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不无关系。这确实就是一种明显的文化兼容,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兼容性特质的体现。
汕头的其他文化遗产,都反映着外来文化与汕头本土文化融合的成功,彰显着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兼容特质。
(三)冒险性
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大陆文化、农业文化,造就了古代中国人安土重迁,封闭保守,缺乏冒险精神。而处于南中国海的汕头人,很早就与大海结缘,勇于向大海索取生活资料。明清时期的汕头人,特别是海盗海商,甘冒风险,向海洋进发,发展海上交通,进行国际贸易,开展文化交流。虽然经常遭遇狂风暴雨,不少人葬身鱼腹,但在奋发图强和富有冒险精神的汕头人面前,大海不但没有成为障碍,反而成为被征服的对象。他们气矜而凌人,“出没巨浸,与风涛争顷刻之生”,敢于“黩货而蹈险”,倾其一切财货、乃至生命而作商业冒险。汕头人富于冒险、勇于拼搏的精神,是海洋文化所具有的特性,在沟通中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,起了重要作用。
装载大批青花瓷器向外运送而沉没于三点金附近海域的“南澳Ⅰ号”、勇立潮头的红头船等等,充分有力地表明,历史上的汕头人,冒着生命危险,勇于冲破种种海禁政策。他们的勇气、意志和冒险精神在古代中国农耕社会里,无疑是出类拔萃的,即便在同时期的西方也是令人惊叹的。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阐述“潮人善经商”时精辟地指出:“尤不可及者为商业冒险进行之精神。其赢而入,一遇眼光所达之点,辄悉投其资于中,万一失败,犹足自立,一旦胜利,倍蓰其赢,而商业之挥斥乃益。”冒险性无疑是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一大特质。
(四)互动性
文化是流动的,流动是双向的。文化传出去,文化也引入来,互相往来,相互补充,相得益彰。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,犹如大海,潮起潮落,永不停息。人的流动是文化传播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形式和途径;人的流动,就意味着文化的流动。借助海上丝绸之路,汕头人积极善意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以及汕头文化向海外传播。信仰崇拜方面,明嘉靖时,潮人翁万达三任兵部尚书,在北方筑长城,回家乡修水利,其偶像被潮人带到泰国奉为“翁勇大帝”,又称“英勇大帝”,仅在泰国就立庙百所以上;“护国庇民”的三山国王,从汕头传到东南亚地区,为东南亚人民所敬拜;由潮阳和平人马贵德等创立、原本在潮汕民间流传的德教,传入东南亚地区。文化艺术方面,潮剧在泰国等地广受民众的欢迎。风俗习惯方面,“营老爷”习俗在马来西亚新山市十分盛行,100多万人口的新山市,每逢“营老爷”,竟有三四十万人参加,而且该俗成为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遗产;潮汕“出花园”习俗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流传甚广;工夫茶等饮食习俗深受东南亚人民的喜爱……汕头文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,有效地向外传播。与此同时,海外文化也循着海上丝绸之路东来,传入汕头各地。天主教、基督教新教率先在汕头登陆;泰语、马来语、英语等外来语,融入汕头话之中……中外文化因海上丝绸之路而相互传播,交相辉映,汇成庞大的“海丝”文化,大大增强了汕头“海丝”文化的互动特质。
总之,汕头“海丝”文化内容丰富,特质明显,是值得开发利用的丰富文化资源。我们必须以浓郁的文化情怀,饱满的文化情感,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,高度重视,深入研究,科学谋划,积极开发,有效利用,积极融入“一路一带”国家发展战略,推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建设。
 
注释:
①⑦杨锡铭:《海外潮人史话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,第11页;第10页。
②汕头海关编志办公室编:《汕头海关志》,1988年,第6页。
③陈洪镔:《“南澳Ⅰ号”有力印证——南澳曾是“海丝”重要通道》,《汕头日报》,2014年8月21日。
④王漫琪、李栩:《“南澳Ⅰ号”被列一号工程,文物有望上半年出水》,《羊城晚报》,2010年2月7日。
⑤陈梅湖:《南澳县志》卷22,“艺文志·下”,2007年印刷,第340页。
⑥蔡英豪主编:《海上丝路寻踪》,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,第22页。
⑧汕头港口管理局编:《汕头港口志》,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年版,第18页。
⑨饶宗颐总纂:《潮州志.交通志》,2005年,第677页。
⑩赵春晨、陈历明:《潮汕百年履痕》,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,第132页。
⑪林济:《潮商史略》,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,第11页、第12页。
⑫饶宗颐:《潮州志·实业志·商业》,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。
(作者单位: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)
(责任编辑:许之标)